解，方知其謀事遠大，非為一家權力之便而用，而是為制約君權、臣權之用，一時心中都不由生出敬意。

便聽名可秀繼續道：“第三，法律。禮制與法律，代表的是對治世有益的習俗、經驗與聖賢的主張，這些都應當為君、臣所尊重。禮制是儒家的主張，法律是法家的主張。但儒學向來不是固步自封的學問，漢代的獨尊儒術，事實上儒法並用，以儒為內，以法為用。限制皇權亦是如此，要以禮制為內，以法律為用。如果能讓國家形成一種習慣，無論皇帝或宰相，都應當尊重且必須尊重禮制和法律，受其約束，並尊重民意，那麼禮制、法律就成憲章，雖萬世不可易。即使有變動，也是適合時宜而變動枝節，然其根旨精髓不易。”

“第四，教育。”名可秀道，“帝王之學應學什麼？除了學習仁善、愛民之外，還應學習尊重禮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如果帝王能做到這四要，則無君主之禍矣。不惟教育人君要如此，教育天下臣民亦得有這四教，仁愛為本，尊重禮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若士大夫能做到這四要，則無權臣之禍矣。”

名可秀這已經不是在單講抑制皇權了，同時也是在講抑制臣權。君王專.制固然危害甚大，但權相獨.裁也很可能變成下一個專.制君主。而且，一個每隔五六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就改換一次朝代的國家，又何談治太平，昌文明？所以，君臣必須各守權力本分，才有可能實現“昌文明，永華夏”的大道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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