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如丁起、宋藻、謝有摧、沈元、陸宸等人，都曾動過江山易姓的念頭，但他們的委婉進言都被名可秀明確表態，她不會做皇帝，否則就是親自踐踏了“以天下為公”的弘道信仰。

座中其他成員不知這個情由，聞聽她這番話都震了一下，有人失望，卻也有半數人暗中鬆了口氣——雖然名可秀比趙氏皇室任何人都更有德行和能力成為英明的帝王，但謀朝篡位終究是“篡”，不合他們遵守的道德理念，若非萬不得已，他們並不願意跨越這個道德藩籬。

名可秀說出這段話，便等於否決了“篡位改姓”的可能，讓所有因期待而浮動或因疑慮而起伏的心思都定了下來。衛希顏能敏銳地感覺到，閣內的氣場更凝聚了。

“若撇開臣權不論，制約君權可有其他之道？”名可秀接下來又問。

她跟著自答說：“蘇文定公（蘇轍）言，治世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但天之權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助天為治。然人君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猶懼其不能明，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又有史官之權，與天、君之權均。此即以天命和史官之權制約君權。

“一論天命。呂申公（呂公著）為相時，上書真宗道：‘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懿，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士大夫常道‘天於人君有告誡之道焉，示之以像’，謂之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之異像，皆為上天對皇帝不端之行的警示，便是藉助天命壓皇權。神宗時，舊黨以天災攻擊新黨變法，王荊公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退居洛陽的富鄭公（富弼）立即上書千言，以天命論駁斥王荊公之言。然則富鄭公真信天命焉？非也！其嘆言：‘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蓋因宣揚天命論，讓皇帝畏天，才能制約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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