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戰後披露的訊息，在二零四五年，即第二次印度洋戰爭結束後，中國軍方就做了一次針對俄羅斯的戰略預演，隨後在二零四八年，即決定DY-1量產之前，中國軍方又做了一次戰略預演，而這兩次預演的結果既然不同，前一次以完敗收場，後一次則在付出巨大代價後取勝。也正是這兩次預演，讓牧浩洋與戚凱威堅定了推進陸軍戰術改革的決心，並且為隨後啟動DY-2專案提供了機會。原因很簡單，以DY-1為主力的戰略空運力量，還不足以確保取得勝利。

當然，在大力發展戰略空運力量的時候，中國空軍沒有忘記戰術空運力量。

只是，在戰術運輸機專案上，起主導作用的不是空軍，而是陸軍，因為在新的戰術體系下，戰術運輸機就是全電動的傾斜旋轉翼飛機，而這些飛機主要供陸航使用，與空軍基本上沒有關係。

當時，空軍的另外一個大專案就是戰略轟炸機。

相對而言，戰略轟炸機專案的進度在第六代戰鬥機之前，只是在二零五三年的時候，空軍還看不到進行戰略反擊的苗頭，而針對已有的作戰任務，H-30就已經足夠了，沒有必要研製新的轟炸機。

結果就是，空軍再次選擇以改進現有轟炸機，擴大產量為主的發展路線。

所幸的是，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選擇，因為在全面戰爭中，不管轟炸機的效能有多麼先進，首先都得奪取制空權。反過來，在已經奪取了制空權的情況下，即便轟炸機的效能不夠先進，也能執行絕大部分戰略轟炸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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