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閱讀一部史書，不僅要注意它的史料，更要賞析作者的史識，就是史學觀點。東漢史學家、《漢書》的作者班固評論司馬遷說：

“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

（又他的是非標準與聖人有所不同，談論大道，把黃帝、老子擺在前面，把六經放在後面；敘述遊俠貶低隱居的處士而頌揚亂世的奸雄；講述工商業崇尚權勢財力而以卑賤貧窮為羞恥；這是他不明智的地方。）”（《漢書•司馬遷傳贊》）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崇尚道家，說司馬談“先黃老而後六經”是對的。但司馬遷寫《孔子世家》，把孔子與諸侯並列；又寫《仲尼弟子列傳》，重視孔學的傳承情況；都說明他沒有貶抑了儒家，可見班固的評論並不公允。至於班固說司馬遷“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力而羞貧賤”，則是說到點子上了。但這恰恰是司馬遷的史學觀點進步的地方。他衝擊了封建社會正統的思潮，動搖了固有的價值觀念。對比之下，班固則顯得落後和保守了。

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自稱寫作《史記》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是研究自然和人類社會的關係，通曉古今社會的變化，從而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觀點和風格。

《史記》一書可以作證，這三條司馬遷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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