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書中所說的“朋黨”問題，是北宋時期尤其是宋仁宗在位期間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在朝臣間一直爭論不休。皇帝害怕“朋黨”的心態從來都是相通的，因為他們堅信“朋黨”必然危害君權，擾亂朝政，渙散人心。而北宋統治者對於臣僚糾結“朋黨”的警戒訓示，恰恰促使了“朋黨”之議的勃興。作為政治利益群體，“朋黨”範疇的不確切，又往往使其難以查實而易於被利用；同時容易激發情緒衝動，調動群體間的敵對意識，導致酷烈的派系政爭。為此，歐陽修寫了一篇著名文章《朋黨論》，駁斥所謂“朋黨”之說。文章引古證今，史實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說服力。當然，此文也產生了非常大的負面作用，那就是使得宋仁宗對“朋黨”問題更加警惕和厭煩。

當時被指為“朋黨”的人，與其說是“同黨”，不如說是“同道”。范仲淹是“朋黨”中的頭面人物，歐陽修在《朋黨論》中替他講話，並沒有個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這樣的為人之道正是歐陽修所讚賞的。因此，所謂“同黨”，不過是“同道”而已。然而，不僅范仲淹、富弼等人因“朋黨”問題而被迫離開朝廷，現在杜衍又被認定是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後臺而受到貶斥。可見，所謂的“朋黨”問題，對政局的影響是多麼巨大，它不僅使許多賢人君子蒙受其害，而且成為導致“慶曆新政”最終失敗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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