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的東西，法家一用過就是法家的了。這個是錯誤的解讀歷史，象法令，其實也就是行政命令，戰國時期任何國家都需要行政命令才能統治。因此，儒家弟子也用過法，比如荀子就講用法，那是否證明其他曾經用過法的人，如商鞅，韓非，李斯，申不害都是儒家呢？可見，這種邏輯如果推廣開來，世界上就沒有事情說的清楚了。法令只是一種中立的統治工具，任何學派都可以用它。法家的代表，商鞅，韓非有他們自己用這種工具的特殊方法，比如重刑，嚴刑峻法，而且是把這些作為治國的基本方法和原則，如果沒有這些使用法令的基本原則，我看就不能說成是法家。

商鞅，申不害，慎到之所以被稱為法家先驅，是因為韓非吸取了他們的思想。但是他們的思想也有不同之處。比如慎到，他同時也是黃老學派的代表人物，在當時他出名也主要是因為黃老思想。慎到在重視法令的同時，主張法要按照民間風俗來制定。（而不是根據君主自己的政治需要）另外慎到認為君主的生活是靠百姓來供養的，所以他有‘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的觀點，法一旦制定，就要固定下來，即使君主自己也沒有改動和違反的權力。顯然，固定的法令會對君權形成限制。這幾點對於主張絕對君權的商鞅，韓非來說，是不可能同意的。所以韓非取慎到的勢治而不取他的法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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