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威宗在明朝國力軍力都不可能支撐兩線作戰的狀況下，採取的政策一直是“攘外必先安內”，具體說就是“平遼必先剿賊”。因為他的判斷是：“遼”的目的不過是“割據”和“劫掠”，不過是嚴重的“癬疥之疾”而已，“賊”卻一定是“腹心之疾”。兩害相權，只能取其輕。安宗繼統之後，一方面只有維護威宗的基本國策才能獲取基本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仇人”也確實是李自成而非滿清。

古代知識分子特別注重“以史為鑑”。明朝之前，“天下大亂”大抵有九次：秦末農民起義、新末農民起義、東漢末黃巾之亂、西晉八王之亂、隋末農民起義、唐朝安史之亂、唐末黃巢之亂、北宋末金人入侵、元末農民起義。其中秦末、新末、隋末、元末的變亂，也包括黃巾之亂都是由於朝廷暴政引起的，並無外敵。明朝士大夫當然不可能承認威宗是秦二世、王莽、隋煬帝、元順帝那樣的皇帝，也不可能承認李自成、張獻忠會成為項羽、劉邦、劉秀、李淵或者朱元璋（倒是把他們視為樊崇、張角兄弟、竇建德、杜伏威、陳友諒、張士誠一類人物）。北宋末金人入侵時沒有內部變亂，崇禎朝廷滅亡時也沒有八王之亂那樣的宗藩之間的內戰（弘光朝滅亡後倒是有），可比擬的也只有唐朝安史之亂或者是黃巢之亂的景象了。既然環顧朝野找不到郭子儀李光弼（馬士英史可法都有自知之明，而且明朝的最精銳部隊或是被李自成消滅，或是被滿清消滅），又不太可能出現朱溫，更何況唐朝的歷史，無論是回紇還是沙陀，也確實沒有危及社稷（沙陀甚至還表現得非常“忠義”）。弘光君臣確實難以作出“滿洲意在入主中原”的判斷，就必然只能“借虜平寇”了。顧誠先生列舉的史料中河南山東官員的彷徨兩端，確實反映了“借虜平寇”是朝廷上下的共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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