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和大名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改革方案：中央的政策趨向反動，既然統治危機都是由城市商業的發展造成的，那就乾脆除掉這一問題的根源。辦法嘛，獎勵節儉，遣返農民工，取締奢侈品及娛樂，對價格、工資和利率進行管制，恢復古聖先賢的“文治”。③

地方的改革則傾向於務實，既然商業已經發展，那就只能尋找對策而不是消滅問題。商業的發展導致地方財政困難，農民負擔過重，首要的任務是均田減稅，避免農民破產，這樣才能穩定基層社會。商業發展而地方困難的根源在於大名徵收的主要是實物稅，而地方負債是貨幣債務。大名要想在與商人的交往中不吃虧，必須適應商業遊戲，他們學會了以商業的方式整理地方赤字。其具體措施是短債長還，然後用地方資源做抵押發行票據，這樣就能以金融手段籌措資金。④

中央的“復古”因逆勢而動歸於失敗，地方的改革務實得當獲得成功。有些藩不但緩解了財稅危機，而且變危為機強勢崛起。幕與藩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由德川家康一首締造的縝密體制出現鬆動。

在黑船來航前，德川幕府已經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統治危機。這種危機是一種發展帶來的危機，商業的發展動搖了幕藩體制的根本——一元化的農耕經濟。不過，江戶時期的商業還沒有發展到足以改造政治體制的地步，當時的商人階層也沒有發展成所謂的“資產階級”。江戶時代城市商業的基礎是農耕文明，不管其多繁華都只是農耕經濟的一段延伸，而非一個全新的經濟形態。要不是1853年美國“黑船”前來叩關，日本恐怕會如中國宋元明三代那樣在“向前走還是向後退”的折騰中拉鋸上幾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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