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90年，崔健以為北京亞運會籌集資金為名義在全國八個城市進行巡演，那屆亞運會資金需求在25億元左右，而北京當時各項體育基礎設施建設又很薄弱，這時崔健就找到了主管部門說這樣，我去巡演，賺的錢給你們，你們給我開路條，也就是演出許可證，主管部門一聽還有這好事，就同意了。演唱會名字依舊很高大上，就像現在，一個辦公室的人要出去下頓管子，總得有個名目，比如說小劉考駕照科目二順利透過要出去吃，小李新租了個房子，帶暖氣且房租還比原來要便宜也要去吃，再比如小張喜得千金更要去吃，雖然以為會生個男孩。終極目的就是吃一頓，但形勢上還得有個名目，不然吃喝無名，不但浪費了鈔票，報銷也成了問題。崔健的為亞運募捐巡演就是這樣，唱的歌跟亞運沒一點關係，崔健唱到動情時依舊號召臺下的人站起來聽，但是演到第四個城市武漢時出了問題，那時候每一個城市至少要演上兩場的，有的還是三場，在武漢的第三次演出時，票都售罄了，臨到開演了，突然接到通知說不讓演了，當然對觀眾不能這麼解釋，只能說什麼天氣原因啊、裝置故障啊之類的。當然票是一定要如數退還的。在中國這個地界，一旦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那是相當嚴重的事，首先主動注意你了，然後再強勢介入，簡單的問題就複雜了，崔健一行人回到北京，有人告訴他上面不讓演了，然後又神秘兮兮的走了，連賺了多少錢的事都沒問，後來還是崔健他們自覺，主動把演出所得的30來萬上交了，更詭異的是，這30來萬被當做稅費給收繳了，既然都是稅，那麼收入哪裡去了？崔健後來自己都覺得很詭異，說起來都十分好笑。以後時局更加艱難了，演出許可十分難以申請，很多次都是‘今不能詳說的原因’才申請成功。其實也很好理解寫那些回憶文章的樂評人，如果要詳說，必然涉及到當事人，這些當事人裡定然有那些拍板決策的吃皇糧的，既然要求人辦事免不了迎來送往，也免不了吃拿卡要，雖然事辦成了，其中的曲折、辛酸，恐怕也只有那些當事人才說得清楚，既然人家幫忙了，你也總不能過河拆橋，反咬一口，更不能把細節公諸於眾，你不要影響，人家還怕影響呢，這樣以後辦事誰還敢幫你？國人的人情世故可窺一斑啊。連向來以獨立、敢於向一切事物死磕的搖滾圈也不能免俗。所以當有朋友說國內的搖滾跟國外的沒法比時，我是堅決反對的，固然國內的搖滾樂隊的水平、造詣、影響力、商業化跟國外一些有名氣的樂隊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你要看它的生存土壤，新中國是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的，那麼搖滾樂隊何嘗不是？他們的師承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受國外各種音樂流派影響，國內在這之前有什麼現代音樂嗎？似乎只有歌劇白毛女和各地方戲曲吧。再往前推似乎也只有那些如周璇、阮玲玉、上官雲珠之流的影視歌三棲明星吧。80年代中期，國內能接觸到國外搖滾樂、爵士樂、流行音樂的也就曹鈞、曹平兄弟倆、欒樹幾個人，能拿到國外原版的唱片、磁帶、音樂書刊，都不是一般人家，那時候北京的曹氏兄弟那都是第一手的音樂資訊集散地，因為沒別的地方能搞到這東西。欒樹也是在初中的時候就能接觸到這些東西，關於他的故事我會在後篇講到。也就是說，能得到這些資訊的人家都是不簡單的，至少都有點海外背景或者親戚啥的。在這麼貧瘠的音樂土壤裡成長起來的樂隊，其艱難情況可想而知，除了自身的音樂信仰、過硬的的專業素質、個人對音樂的不同理解和解讀，在嚴重缺乏資訊、主流社會的不認可、群眾土壤並不深厚的當時，一直髮展到94香港紅勘中國搖滾新勢力演唱會這個里程碑為止，說句老實話，已經做得很不錯了，多少樂手在那個階段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去參加個演出只能借兩塊錢連吃飯帶坐公交竟然夠了，錢還不能多借，多借人家不一定同意，自己能也不一定有償還能力，少借就不用還了。管誰借呢？管那些粉絲借，一者那時候粉絲很多是學生，有點生活費，二者，他們也樂於借給樂手點錢拉近關係。所以當年搖滾圈裡借錢基本都是這樣的，都窮成這樣了，還能再去要求他們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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