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二年六月，因為東虜女真的威脅越來越大，朝廷在這上面的軍費預算也是越來越多，儘管天下大災，可朝廷開始加徵練餉，用作編練兵馬，購置軍械。

這練餉實際上效果如何沒有人能說的清楚，不過這練餉卻把稍微平靜下來的局面又是徹底的粉碎，加徵練餉是小災難，但下面的地方官吏藉著徵收練餉的機會，橫徵暴斂，為自己謀私利，這才是真正的災難。

在大災之年，本就是艱難無比的生活被加上了更沉重的負擔，各地的紛亂漸起，又有大批的人投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的隊伍之中，這就是所謂的官逼民反。

崇禎十二年七月，張獻忠和羅汝才設伏於羅睺山，將來攻擊的總兵左良玉、羅岱的官軍打的大敗，羅岱當場被擒，左良玉的印鑑、旗鼓都是丟失在戰場上，倉皇逃回了後方的營地。

這個訊息傳開之後，天下震動，張獻忠、羅汝才的部下中，除卻一營外，其餘被招安的各軍全部再反，內閣學士、兵部尚書楊嗣昌的所謂和議招撫的政策，全告失敗。

在山東這邊，則是武裝鹽丁在各處府縣進行清剿，那些所謂的江湖人士也不可能單槍匹馬的行走在荒野之間，他們也需要補充飲食和裝備，銷售贓物，而地方上能做這些事情，敢做這些事情的，也就是那些大族和豪門。

而這些人又和武裝鹽丁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謂的江湖人士除非徹底收手不幹，或者是逃出山東地界去，不然也只有被抓被殺一條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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