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怡的沉默預示了她對災難的承受能力。我們家族的偉大忍耐力源於我奶奶婉怡。上帝只賦予人類兩樣最重要的東西，一是創造力，二是忍耐力。上帝把它們分別賜給強大民族和弱小民族。在我奶奶那裡，需要忍耐的是屈辱，而到了我，最嚴重的是面臨飢餓。

我在大學二年級開始接觸傑克·倫敦。他在一本書裡說，"一塊給狗的骨頭不是慈善，慈善是當你和狗一樣餓時與狗分享的骨頭。"我讀這句話時在圖書館的二樓。讀完這話我便熱淚盈眶。大作家的身上總有一股與生俱來的悲憫，涵蓋了時空，感動人類。因為傑克·倫敦的啟發，我在大學圖書館裡反覆追憶那段飢餓日子，飢餓歲月我關注的並非慈善，而是飢餓本身。我終日盼望一塊與我分享的骨頭，甚至一塊給我的骨頭。我飢餓的時代背景這裡不必補敘了，它發生在自然災害最猖獗的年代。那一年我六歲，也就是說我的飢餓也是六歲。因為嚴重缺鈣，我的羅圈腿已見端倪，中間可以夾個西瓜。我的不少大學同學以為我來自鄂爾多斯大草原，因終年在馬背上馳騁，才長成今天這種樣子。回過頭來看災難總是那樣浪漫誘人。我對羅圈腿的關注是長大之後的事，我那時最關注的是手。我一直以為我還有另一隻手，長在胃裡，拽著某樣東西往上爬。有一本史書裡說，一個民族要出了問題，這個民族的人們對自身的認識就會接近神話。我堅信六歲那年我不是依靠想像，而是靠感知，在自己的胃裡增添了一隻神話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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