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但子思的“中庸”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如仁義、禮樂、孝慈、忠恕、聖知（聖智）等，而地位還在仁義、禮、孝慈之後，故一直未為儒家重視，直到北宋才開始注重，二程並做有《中庸解》，但是二程詮釋的“中庸”仍然是“獨立”的，沒有成為儒家的綱繩，而這個“綱”本應與仁這個“核”同等重要——沒有“綱”，以“仁”為核心的儒學就是散亂的，沒有一條綱線把它們串起來。

而名可秀做了這件事。

她以五句十八字作為中庸精神的綱，以中庸精神作為整個儒學的綱，不僅將儒家思想串連了起來，而且實現了范仲淹提倡卻未做到的事——將儒學化繁為簡。

“化繁為簡”是名可秀做到的第二件事，這件事的意義同樣重大。

它使儒學的微言大義變得淺顯易懂——這樣才能真正普及。

這是名可秀註解《論語》和《大學》就在做的事，而《中庸正義》更進一步，樹起了儒學的“綱”，有了這個“綱”就將整個儒學都變得簡單起來了，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儒學只有變得淺顯易懂，才不會成為“高閣學問”，傳到後世子孫就會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後不懂就束之高閣了，更糟糕的一種結果是，因為沒有真正學明白而謬解或閹割儒學，那就成了誤國之學了，害人害世。

所以范仲淹不愧是有極遠大目光的儒宗，一早就提出化儒學為簡，而他沒做到的事，名可秀做到了，單論這個治學的功績，就已在范仲淹的“立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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