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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先不論漕運體系如何糜爛，明朝對漕運的依賴是前所未有的，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它還是北方首都和富庶江南之間唯一的交通路線。

地處北方的政權對富庶南方的掌控，就是透過‘貢糧’的形式來證明，這也是大運河存在的價值。

只是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也是劉一焜作為掌實權的工部尚書那麼多年來，在與各級漕運官員打交道的過程中，領悟到的一些‘奇怪’的地方：比如，沒有誰不認為漕運是一種具有很多‘優點’的制度，因為它能帶來穩定的收入，而且這一優點早就被廣泛的認可，以至於對於它的負面影響都選擇性被忽視。

儘管漕河的承載能力有限，每年也就在四至五百萬石之間，但為了這有限的承載能力，卻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而且這種代價，絕沒有使整個國家的經濟活躍到令人滿意的程度。

還有一點令人不解的是，歷朝歷代的君臣，都固執的堅持著朱元璋所定下的‘祖制’，即便時代已在發生鉅變的情況下也不願意去做改變，或者說無力改變。好比鉅額白銀的流入，實際上早期確立起來的財政制度已經不適應白銀的廣泛流通。

就拿漕糧來說，額定每年在八百萬石，但實際也只有四百萬石可以透過漕河運輸到京城，而另外的四百萬石就只有兌換成錢幣繳納，此謂之金花銀。起初規定是一石米兌一兩銀子，一旦小麥兌八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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