擢升外戚張堯佐引發的風波暫且告一段落，但相隔不到一年，烽煙再度燃起。皇祐三年（1051年）八月，賦閒在家的張堯佐接到了新的任命，宋仁宗不僅把宣徽南院使的頭銜“還”了回來，還給他安排了一個頗有實權的職事：判河陽（今河南孟州）。

細論起來，這真是讓人有些搞不懂，宋仁宗到底是情到深處無所顧忌，還是生性比較健忘，好了傷疤便忘了疼。根據《曲洧舊聞》的記載，是溫成的“枕邊風”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這其中還有一段十分生動的描寫。說是有一天，溫成將前去早朝的宋仁宗送到殿門外，撫著他的後背叮囑道：“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宋仁宗連聲允諾，結果剛下達旨意，就被包拯攔住一通數落。包拯情緒激動，“反覆數百言”，又是當著宋仁宗的面掰扯，結果噴了宋仁宗一臉的口水（“唾濺帝面”）。宋仁宗好不容易脫身回來，對著溫成一通埋怨：你只管張口討要什麼宣徽使、宣徽使，卻不知道像包拯這樣的臺諫言官有多難纏！

實事求是地說，上面的這段記敘，顯然有藝術加工的成分，未必完全符合史實，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道任命恰似一顆劃破長空的訊號彈，讓臺諫言官的炮火再度對準張堯佐，鋪天蓋地猛轟過來。

在新一輪的交鋒之中，“人狠話更多”的王舉正再次充當急先鋒，新賬舊賬擱在一塊清算。他先是臭罵張堯佐“叨據非分”、“以屍厚祿”，接著痛批宰執班子“不念祖宗基業之重，順顏固寵”，當然也沒忘記捎帶上宋仁宗，指責他“授受非當”，對上天、對黎民都沒辦法交代（“何以上答天戒，下慰民望哉”）。最後，依然是頗具威脅意味的收尾：如果聖上您執意要濫賞，那我王舉正就辭官，以此警醒那些不識忠佞的睜眼瞎！（“以誡不識忌諱愚直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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