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在這樣動盪的時局之下，王先謙幾乎無法讓自己再去關注那些圍繞著莊子的所謂學術問題，他的心思已經完全聚焦在實用價值之上了。雖然從學術角度上講，這是最要不得的態度，但事情正如釋迦牟尼那個著名的箭喻一樣：當你被一支致命的毒箭射中之後，首當其衝的事情當然應該是保命，而不是去費心調查射箭之人的種族、身份、姓名、膚色以及他那張弓的各個部件的材質與製作方式。（《佛說箭喻經》）所以，在這篇序言當中，王先謙反覆向莊子追問的一句話就是“怎麼辦”（原文是“使莊子見之，奈何”，“而莊子奈何”）。

尤其在儒家傳統裡，學術的目的就是經世致用，凡是回答不了“怎麼辦”的學問都是沒有價值的學問。哪怕在河清海晏的年代，治學也要講求實用，更何況偌大的一個帝國已經到了風雨飄搖、千瘡百孔的時候。王先謙毫不客氣地把一個個政治難題丟給莊子，毫不客氣地逼問他“你說該怎麼辦”，然後擺出一副很奚落的架勢：你看看，你還不是一點辦法都沒有麼！——但王先謙唯獨忘了問問自己：你們治儒家十三經的難道就知道該怎麼辦嗎？

2．

略有幾分反諷的是，在郭慶藩的新書問世之後，時移世易，同一家書局，即長沙思賢書局刊又印了一部《莊子集解》，書名和郭慶藩的《莊子集釋》只有一字之差，內容也和郭書屬於同一個型別，只是篇幅要單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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