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未來的皇帝也就是皇太子的“好文”行為，古代有識之士也不忘予以提醒和告誡：明成祖的長子朱高熾被立為太子後，一度迷戀寫詩作文。對他這種“好學上進、興趣高雅”的行為，感到欣慰並給予誇獎的人自然有不少。太子贊善王汝玉甚至唯恐朱高熾的寫作水平提高不快，特意找了一本專講詩法技藝的書籍讓這位未來皇帝學習。當時也在東宮工作的太子左諭德（太子老師）楊士奇知道後，卻很嚴肅地告誡說：“殿下應當用心學習《六經》，有空則讀讀兩漢詔令。吟詩作賦只是雕蟲小技，不值得浪費時間和心思。”（《明史•楊士奇傳》）

有識之士反對帝王“嗜學好文”，帝王們自己又是何種態度呢？

在唐朝皇帝中，唐文宗李昂不僅對文學情有獨鍾，而且確實能寫幾句歪詩，《全唐詩》就收錄了他的五首詩和一則《夏日聯句》。有一天，他在麟德殿召見翰林學士丁居晦，專門討論文學問題。當談到杜甫、李白等文學前輩時，唐文宗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既崇敬又羨慕的意思，丁居晦卻毫不客氣地頂了他一句：“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唐文宗不僅不以為忤，事後還津津樂道地告訴宰輔大臣：丁居晦很不錯，有見識，敢說話，完全可以勝任御史中丞一職。不久丁居晦果然被委以御史中丞要職。御史是言官，中丞是言官的首領，只有敢於講話者才能勝任（《冊府元龜》卷五百一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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