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政第一要務的新軍編練為例，僅北洋六鎮每年的維持費用就高達900萬兩，如建成36鎮常備軍的話，其每年的維持費用至少在5000萬兩。在1911年的國家財政預算中，陸軍部提出的總預算超過1億兩，在資政院的大力削減下，其預算額7800萬兩也已接近全國總預算（26000萬兩）的三分之一。更值得警覺的是，清廷為完成全國36鎮的新軍編練計劃，其在耗費巨資的同時也在用人上不擇流品，以至於大量傾向於革命的年輕軍官進入新軍並擔任各項軍職，這也為清朝的覆亡平添了極其微妙的不確定因素。

再以司法改革為例，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以各地行政長官（如州縣官）兼理司法，如果要推行司法獨立、政審分開，勢必要在各級官衙外另設審判機構，全國各州縣也將因此新增三四千萬兩的支出，經費何出勢必成為一個頭痛的問題（這項工作到民國後也未能完成）。

在“小政府”的模式，朝廷對地方官的考核無外乎“錢糧與刑名”，只要地方上按時解送國家稅收、地方上安靖無事，官員即算合格。1901年推行新政以後，各級地方官升遷優劣的主要考核指標不再限於“錢糧、刑名”，各項新政事業如警政、學堂、地方自治等更加為朝廷（或上司）所看重，而且大都設有時間表。在經費與人才匱乏的雙重煎熬下，各級地方官大多疲於應付，其中形象工程在所難免，貪汙腐敗也多有發生。更可嘆的是，這些來之不易的民脂民膏未必取得了真正的實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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