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紅現在言歸正傳：“大家都知道，翡翠湖的專案，從選址到現在，有半年多了。這個專案，政府是支援的，而且引發了政府對那裡整片開發的動議。但這個專案的阻力很大。這個阻力，不僅僅是因為村民，也不是因為新聞單位，歸根結底，專案涉及到當地的生態環境會不會被破壞、能不能得到保護的問題。”辰紅喝了一口她常年在上班時喝的太平猴魁綠茶，環視了一遍與會人員，繼續說，“開發與保護，別說在海南，就是在全國，甚至在所有發展中的國家，都是一對難解決的矛盾，解決好的沒有幾個國家。像日本的沖繩島，那裡還是解決得不錯，我上次去旅遊，感覺很好。我記得我第二次上海南島的時候，也就是2000年，正好看到當年《天涯》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南山紀要：我們為什麼要談環境——生態》，這個《紀要》不是環保學者專家寫的，而是一群從事文學的、創作評論的、社會政治研究等領域的被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一起討論的結果。這說明，環境生態與經濟發展在海南早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所以，我們在翡翠湖搞這個專案遇到阻力，不足為怪。”

魯潮默默聽著，心想辰紅你是否扯遠了。

“至今還存在一個很普遍的觀點，認為保護環境與經濟發展是一個二元構造，要發展經濟免不了要破壞環境，要保護環境又難於發展經濟，這被認為是一種發展主義。尤其一些地方，把GDP的增長看成是一個地方發展進步的主要標誌。這種GDP主義，引導或誤導著一些地方的黨政領導，把經濟發展放在了第一位，把經濟效益放在了第一位，把政府等同企業。我不得不承認，我們的專案所以得到政府如此支援，與個別領導腦子中存在的GDP主義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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