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並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末言爾，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椎車之蟬攫，相土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日期：2012-06-09 20:10:17

批：

大夫當即嚴詞反駁了文學們的謬論，指出秦的滅亡並不是商鞅政策的錯誤，而是以趙高為首的奸佞權臣作亂的後果。並用當時流行的《春秋公羊傳》的話來說明執政者的領導作用是非常大的，之後用相土、周公、裨諶、子產等歷史名人來說明——只有偉大的領導人才能制定偉大的政策，並且政策的維護需要不止一代人的維護才能屹立不倒，即“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大夫對文學們的故意混淆是非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辯駁。雖然在這其中有點誇大了領導人主觀的作用，忽視了政策得以生效的客觀環境；但考慮到當時古人的認識水平和辯論現場的激烈氣氛，大夫的這段辯駁還是相當有力的，言簡而意賅。另外，大夫的話也表明了一個道理：制度的確立不僅需要創立人、更需要接班人的維護和發揚光大，“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從歷史上來看，同為法家的商鞅和吳起、雖然他們都有相似的個人悲慘結局，但不同的是商鞅在秦國變法被成功保留了、而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卻是人亡政息。為什麼會有如此不同的結果呢？其中一重要原因就是：商鞅雖死，但他在秦國的變法被秦惠文王等後來人所保留和繼承了；而吳起死後，他在楚國的變法就被後繼的執政者們所摒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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