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聶士成的這個想法是極為合理的。租界和大沽口之間的防線雖然牢固，但壓力會越來越大，因為八國可以從大沽口外的海上增援的軍隊越來越多。正是應當趁著八國來不及大規模增援的時間，果斷衝進租界，當然衝進去不是滅了洋人，而是扣留租界裡的洋人為人質，不僅大沽口聯軍不敢輕舉妄動，以後八國從海上增援的部隊也不敢輕舉妄動，天津可保。（這個想法和慈禧在北京進攻使館區扣留公使為人質的想法如出一轍。）

而裕祿並沒有採納聶士成的建議。他仍然捨不得讓自己的親兵發動衝鋒，他仍然無法相信自己的隊伍還會攻下在他看來防守嚴密的洋人的陣地。在裕祿的眼裡，他似乎只相信那些被聯軍叫做“慈禧太后”的最先進無煙大炮，只相信當時世界上最新式的馬克沁機關槍和連發步槍，而忘了戰鬥的核心——人。忘了在武器的作用發揮之後，還需要人來發動進攻，收拾局面，並進行政治考量，因為軍事也只是政治的延續。

而裕祿的表現正是來源於他心底那個永恆的秘密——怯戰。因為害怕，無法把事情做到底，做到純粹而極致，於是便局面狹小，目光不遠，患得患失，很多很簡單的道理就會想不通，很多合理化的建議就會輕易地拒之門外。

一個“勇”字，不僅在於你敢打敢衝，而且也時刻在於人的內心。內心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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