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西下，血色的天邊總是人遐想的開始，或許我本應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的。夜幕落下，那鋪天蓋地的暗夜，是人遐想的歸宿。

周學江走到我的身邊坐下，給我遞過來一支菸，“別想了，兄弟，為了生活，不磕磣。”

我將周學江手裡的煙接過來，攥在手中，“學江，幾點開工。”

“子時”。

我看了看手機，大致已經是晚上十點。還有兩個小時，我在想，如果蘇傾念還在，她一定不會放任我這麼做，如果文玲沒有走，她也不會同意我去做賊。可是生計所迫，我沒有辦法。我想活下去！

在淪為賊之前的幾個小時，我給正在加夜班的張文克打了一個電話。

2014-01-13 19:35:49

張文克是我的高中同學，也是我的死party。高中畢業後，他去了海南大學，而我到了省城。他學的是計算機專業，四年後他考上了研究生，但由於國家的研究生自費政策出臺，他直接從業，到北京一家媒體公司做了技術人員，工資也算不低，而且去年結了婚。相比之下，我可以算是苦逼中的苦逼，以至於年前的同學聚會我都沒有去。

那天我告訴他，我挺懷念高中時大家一起的生活，他也頂著被老闆懲罰的風險和我足足打了一個小時的電話，他說有時間去北京一聚，哥倆好幾年沒有見面了。

其實我只是想在我精神墮落的時候，挽留些什麼東西。甚至我覺得，此時我的心情，就好像一個良家女子為了生計賣身從妓。或許也實在是這樣，那是1997年秋天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揹著母親親手縫製的布書包，走進了村裡的書坊，從我把那支鉛筆削尖出鋒芒的時候，從我在那個兩毛錢的田字格本封面上寫下學了半年才學會的“單淳”二字的時候，從我學會了漢語的第一個拼音字母a時，便已經註定我只是一個消滅文盲政策的試驗品，十五年後，我走出了學堂，卻發現時代已經在十五年前就把現在的我否定了。那天我沒有沮喪，我只是覺得，成長是個很殘忍的詞彙，它顛覆了一個人二十年從教科書裡和新聞聯播中形成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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