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知縣沒有多少工資，縣財政也沒錢，那麼大量的胥吏，工資從哪裡來呢？於是便只能加徵耗羨，用以支付胥吏的工資。

雍正時實施“耗羨歸公”，但各地不歸公的耗羨依舊照徵不誤。雍正的這一政策，本來是想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減輕農民負擔，結果適得其反，反而加大了農民負擔。

一縣的地丁漕折，往往由胥吏負責徵收。胥吏的工資都是很低的，不足以養活家庭。於是，他們紛紛隨意增加耗羨。久而久之，這便成了官場潛規則，知縣明明知道也不過問。

這樣一來，就造成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耗羨往往超出正常賦稅五到六倍，甚至更多，農民負擔大為增加。這樣一來，農民們也就很難生存下去了，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月，便有大量農民揭竿而起。

後來，左宗棠在湖南、浙江，胡林翼在湖北，曾國藩在江西、安徽、江蘇等地都進行了漕折徵收的改革。其主要的政策就是繞過胥吏，由百姓直接將漕折交到縣裡。這一改革多少取得了一些成效，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漕折徵收混亂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曾國藩主政的江西、安徽、江蘇等省更是這樣。

這種問題在我們當今社會也或多或少存在著。很多政策在上面還是很好的，到下面就變了樣。本來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到基層卻成了坑害農民的政策。如何使好的政策真正落到實處，增進民生福祉，這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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