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明末大才子張岱說，“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譭東林，辯宥魏黨……”

而近代戲曲大師吳梅先生則認為，阮大鋮諸劇，“唯《雙金榜》一種，略見寄託之跡，顧亦非詆譭東林也……總不外自表無罪，乞憐清流之意”。

是“詆譭東林，辯宥魏黨”，還是“自表無罪，乞憐清流”？兩種對立的觀點孰是孰非，似乎難下結論，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我們今天重讀這些劇作，其實已很難覺察到前人所說的那些寓意。

至於張岱所言“居心勿靜”，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是不安分，有野心，倒是真正點出了阮大鋮的病根——他確實不想安於現狀，他一天也沒有忘卻重返仕途。

在阮大鋮的劇作中，不論冤情的昭雪，還是婚姻的實現，都不是靠積極的抗爭，而是靠個人的金榜題名。

在阮大鋮心目中，功名是一根神奇的魔杖，可以變貧窮為富貴，變離散為團圓，變冤屈為清白，變冤家為親家。

這種功名萬能的解決辦法，正是阮大鋮庸俗人生哲學的藝術反映。

我們給阮大鋮這樣的人可以取一個別號，叫做“官迷”。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支配下，他虔誠地親手書寫了一副對聯：“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掛在石巢園的書房內，作為自己一生的信仰。

一語成讖，無子，阮大鋮確實做到了，他一生珠環翠繞，妻妾成群，竟沒能生下半個兒子，但阮大鋮並不以此為意，因為他耿耿於懷的，是什麼時候還能再撈個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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