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據我們所知，常有寬對兩個女兒非常好，據街坊鄰居反映，只要他一回來，就給兩個女兒買東西，他還經常帶兩個女兒在河堤上玩耍。”

“他對兩個女兒是不錯，但這和他想要一個兒子的願望並不矛盾，人的想法有時候是藏在內心深處的——兩個女兒畢竟是無辜的。”鮑雅琴到底當過教師，她不但反應快，思維敏捷，而且嘴皮子也很溜。

“你確定常有寬在深圳嗎？”

“這還能有假？”

“我們現在想找到他，你能提供他的地址和聯絡方式嗎？”

“很抱歉，自從我們分開以後，凡是和他有關的事情，我都不想知道——也沒有必要知道。”

鮑雅琴像泥鰍一樣滑得很。

“常有寬總該有手機吧！”

常有寬先在市**當秘書，後來下海經商，手機是必不可少的行頭。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手機可是身份的標誌，面對這個問題，不知道鮑雅琴會如何應對。如果常有寬已經出事的話，那麼，他的手機肯定在兇手的手上——或者已經被銷燬了。

“常有寬是有一個手機，但號碼我已經記不得了。我這人記性不好，特別是阿拉伯數字，我怎麼記都記不得。”

“你難道從來不給常有寬打電話嗎？”

“你們等一下。我把他的號碼寫在一張紙上，那張紙夾在一個號碼簿上。”

鮑雅琴站起身，走進東邊一間房子。

一分鐘以後，鮑雅琴走出房間，重新坐在椅子上，她的手上拿著一個號碼薄：“很抱歉，那張紙——我明明是夾在這個號碼薄裡面的，自從我們離婚以後，我就沒在打過他的電話，也許是我整理東西的時候，把那張紙條當垃圾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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