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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讓左戰比較忌憚的還是天災問題，史料記載從天啟元年往後的三十多年，整個北半球要進入小冰川時期，旱澇交替，民不聊生。可是當時的生產力還是非常落後的，水利設施多已荒廢，大部分地區還是靠天吃飯，很多人都掙扎在溫飽線以下。如果貿然增加對農民的賦稅，勢必會對農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最終導致農民起義爆發，這才是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為了儘快的結束這種惡性迴圈，左戰大膽啟用了袁可立等一批清吏做地方巡撫，由他們來執行朝廷的政策。

（注：袁可立，明代後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抗金名臣，他的《節寰袁公行狀》和岳飛的《重修宋忠武嶽鄂王精忠祠記》同時遭滿清封殺，氣節可見。）

左戰不想增加對農民的賦稅，就必須重開礦稅，追加商人的賦稅，自知此事困難重重，也預料到會遭到群臣的反對。此時原尚寶司司丞、現任登萊巡撫袁可立回京密報勘探招遠一帶礦脈的事宜，心想小皇帝心繫災民朝中大臣卻百般刁難，逐上前打抱不平，駁斥道：

“錢侍郎此言不合情理，礦稅是萬曆四十五年神宗皇帝下旨增加的，光宗皇帝即位後便下令取消。按錢侍郎的意思，我們現在重開礦稅是對光宗的不敬，那麼不這樣做是不是對神宗不敬？”

袁可立此言一出，錢謙益急欲辯解，袁可立卻接著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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