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高昌‘復叛’的危機，趙檉考慮了許多解決的辦法，除了趙信提到的扶植親宋政府和經濟制裁之外，他還想到了利用其他手段解決高昌問題：

高昌回鶻的宗教信仰前後有變化。西遷以前的回鶻信仰摩尼教，他們將這一信仰帶到了高昌。高昌原為佛教盛行之地，回鶻遷入高昌地區以後，逐漸從摩尼教轉信佛教。但是佛教從來不是外界政治干預手段，宗教信仰反而使高昌的民眾心理更傾向於和平、隨順，這其中包含著許多不硬來、不挑事、順其自然的色彩，難以透過挑動不同宗教信徒產生紛爭。

既然民眾的心理不易被外界所用，那麼民族因素可不可以作為一個戰略抓手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高昌民族構成比較穩固，回鶻人佔據了多數，當然曾經作為唐朝的領土，那裡也有漢族後裔留存，但是三百多年的地域隔絕，在不同政治治理形成的文化差別很大。高昌人口固然有一部分是明確的漢人，可這些人對漢族血統除了榮耀感沒有更多認同，很多人已經改換了當地化的姓名，對祖先的記憶往往只是口耳相傳的掌故，他們瞭解當今大宋的主要渠道與其他回鶻人無異。

趙檉知道真實的國際戰略場，既非只有鐵血的鬥獸場，也非只有對錯的法庭，風中之竹隨風而不倒，自有中小國家生存之道在裡邊。高昌在歷史上一次次變化立場與陣營正應了現代外交史上的那句話：“一個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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