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大部都消磨在說“太早了”，然後又說“太晚了”。

——福樓拜：《通訊集》，1895年7月

我要坦白一個可怕的想法。

當我得知西爾維亞快要死去的時候，我並不覺得難過得要命。

我知道這顯得很不人道，特別是出自一個醫生之口。事實上，當我剛得知這麼多年以後她要來見我時，我幾乎覺得這是個和解的舉動。

我不知道她心裡是怎麼想的。她把我們即將到來的重逢只是當做為拯救自己的生命而進行的最後掙扎呢，還是說，也許在死神降臨之前，就和我渴望見到她一樣，她想再見我一面？

那麼她的丈夫呢？縱使她還沒有告訴他我們倆人之間多年前的那層關係（這簡直太不可能了），現在她肯定也非得告訴他不可了。

不過不管他的想法如何，他不可能阻止我們見面。畢竟他是個習慣於享有世上最好的一切的人，而在這個領域裡我是最棒的。

她比我小兩歲，才43，從最近報紙上的文章判斷，仍然非常漂亮。她看上去容光煥發，生氣勃勃，根本不像得了重病。對我來說，她永遠都是生命力的象徵。

我們第一次在電話上交談時，里納爾迪很鄭重，很客氣。儘管談的是他的妻子，但他的聲音裡沒有一絲感情色彩。相反，他想當然地認為我立刻就會聽從他的吩咐。

“里納爾迪夫人長了個腦瘤，你能馬上見她嗎？”

但是，儘管他很傲慢，我還是能夠感覺到他語氣中暗暗承認，我有著他本人並不具有的一種力量。雖然他是個頂刮刮的生意人，卻在討價還價上敵不過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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