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的故鄉籍貫，不認識任何堂表親戚，甚至不記得父母的音容相貌。我只有一個比我大兩歲的哥哥。當我剛剛三歲，他才五歲的時候，母親把我們倆遺棄在紐約的一家孤兒院外面，從此杳無音信。對於這一切，我從來隻字不提，別說告訴科裡、佐頓和戴安妮了，甚至和我在世界上唯一最親的人——我的哥哥在一起時，也絕對閉口不談。

我不願意談它的主要原因是它聽起來催人淚下，而身臨其境的我們在當時卻不覺得它有那麼悲慘。孤兒院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那裡的教學制度完善，院長精明能幹，直到我和阿迪離開時，這裡給我們的感覺都是良好的。就在哥哥18歲那年在外面找到了工作和住房後，我從孤兒院跑出去投奔他。幾個月後，我又離開了哥哥，謊報年齡參了軍，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事隔16年後，我在維加斯向科裡、佐頓、戴安妮繪聲繪色地描述那場硝煙瀰漫的戰爭以及我在戰後這麼多年來的生活。

戰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報名參加了新成立的社會研究學校裡的寫作班。當時人人都希望成為作家，就好像20年後人人都夢想當電影製片商一樣。

我在軍隊時是孤家寡人，到了學校卻交際頗廣，並且認識了我未來的妻子。那時候，由於除了已成家的哥哥，我沒有任何親戚，所以大部分課餘時間都泡在學校的飯堂裡。我嫌一個人呆在那所位於哥洛夫街的宿舍實在太寂寞，每隔不久，就說服一個女孩子和我同居幾個星期。有趣的是我很走運，幾乎每次都能成功。我在學校裡交的朋友都是享受政府津貼的退伍兵，大家的經歷類似，趣味相投，只有一樣分歧就是他們對文學生活很感興趣，而我則不屑一顧，因為我想當作家是由於自己經常被那些驚險離奇的故事魂牽夢縈，這些千奇百怪的故事使我跟世界脫離了，把我從人群中孤立起來。我發覺自己讀的書比任何人都多，甚至比那些攻讀英語博士學位的人還多。雖然我偶爾會花點時間賭博，那隻不過是因為我當時無所事事，在靠近第十大街東邊的地方發現了一本教人賭球的書。我依照這本賭球經書的指點，按圖索驥一般地把橄欖球、籃球、棒球……等各種球類都賭過之後，覺得索然寡味，馬上又回到了我的讀書寫作上來。我寫了一些短篇小說並開始寫一部有關戰爭題材的長篇小說。在短篇小說創作學習班裡，我碰到了後來嫁給了我的妻子——她是一位嬌小的愛爾蘭加蘇格蘭裔的女孩子，胸部豐滿，有一雙藍色的大眼睛，對什麼事情都非常認真。當時她正在很有禮貌很小心但措辭很激烈地評論著別人的作品。她無法評論我是因為我剛到這個班，還未來得及交上自己的小說。她跟著朗讀了一篇自己的作品，我聽後大吃一驚——這篇小說寫得精彩動人，講的是一個愛爾蘭酒鬼舅舅的故事。小說讀完後，全班同學為愛爾蘭人愛喝酒這個觀念大喝倒彩。她漂亮的臉蛋頓時顯得因受到了傷害而驚慌失措，接著她據理力爭了很久才得到答辯的機會。只見她站起來，用悅耳動聽的聲音出人意料地平靜地說：“我在愛爾蘭人中長大，他們全都嗜酒如命。”然後她轉過臉去衝著她的老師問：“先生，您說這話對不對？”她的這位老師名叫梅樂尼，是我的好朋友，一個地地道道的愛爾蘭人，那天碰巧他又喝醉了，只不過班裡的其他同學沒有察覺而已。這位梅樂尼先生莊重地靠在椅背上，自豪地回答：“我不知道，我本人是斯堪的那維亞人！”全班同學都忍不住鬨堂大笑，可憐的維樂麗一下子沒反應過來，對這些醉醺醺的囈語莫名其妙，愣在了那裡張口結舌。我情不自禁站起來為她辯護，因為這篇小說的確寫得很好，但是同時，我的本能也告訴了我：她永遠也成不了真正的作家，因為她和班裡的絕大部分同學一樣，雖然富於天賦，卻不能像我和其他極少數的幾個人那樣精力充沛，堅韌不拔地全身心地投入寫作。對於我們幾個人來說，寫作是生活中唯一真正願意去幹的事情，而她則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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