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來自於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至少在當年，以我當時的感覺與判斷，以及我的朋友、同事、同學和熟人們的說法，那的確有點轟轟烈烈。

說起我年輕時候的婚戀，簡直覺得歷史是驚人的相似，與現在的婚戀僅僅只是道具和詞語不同而已。現在的相親，當年叫物件；現在的結婚成家，當年叫個人問題；現在的早戀，當年叫“那個”。

當年，也就是二十多年前，我們家家教很嚴，同時我家大人們已經是屢次“革命”和政治運動的驚弓之鳥，家運式微，生怕孩子們闖禍，約束是倍加嚴厲，平日連亂說亂動都不可以，“那個”就是絕對禁止的了。那個年代，無論大人小孩，如果犯了“生活作風錯誤”，是比殺身之禍更為恐怖的，因為你將一輩子都活在整個社會的羞辱之中。永遠都不會忘記我們街坊的一個幹部，據說官很大，都是科級了。他平時那個威風啊，上下班都穿皮鞋，筆挺筆挺的呢子褲，夾黑色公文包，走路咯噔咯噔的，眼睛從來都不看人，街坊們都會自動閃開，給他讓道。可是忽然有一天，他頭髮散亂了，肩膀鬆垮了，皮鞋換成破布鞋了，公文包再也沒有了，眼睛只敢看地面了，他每天都扛著掃帚、抹布、小桶之類的清潔工具，為臭氣熏天的公共廁所打掃衛生和掏糞。他得久久地候在廁所門口，低聲下氣地問：“有人嗎？”裡面沒有人了，他才可以進去。街坊都作弄他。“有人嗎？”他問了幾聲都沒有人應，可是當他一進廁所，就有女人尖叫著衝出來：“流氓啊——流氓啊——”人們就往他臉上吐唾沫，甩糞土，現場批鬥，逼他自打嘴巴子，說“我是流氓，我不要臉，我罪該萬死”。不久，他實在受不了了，就在公廁上寫了三個大字“打倒毛”，立刻被逮捕，以公開書寫反動標語的行為，被判了現行反革命罪，公判大會很快召開，遊街以後就被槍斃了。槍斃當天，他愛人喜極而泣，坐在大門口地上，拿菜刀剁砧板，大哭大笑，對街坊鄰居大喊大叫：“他可是□□啊，大家都看見他給斃了啊，以後哪個再說流氓，就不要怪我對不起人啊！可憐可憐我的孩子，他們長大要做人的啊！”傳說這個科長的作風錯誤就是：他作為有婦之夫，卻被人發現與單位女打字員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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