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俠，放刁司衙民國不見，只見中華

我從三十六年前（一九六二）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後，自此訟性大發，打官司變成家常便飯，前後出庭幾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發人、或代理人，進出法院，自己幾無寧日，而敵人與法官更無寧日。三十六年來打的官司之多，已難畢數，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臺灣偽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來衙門欺負老百姓，本是常態。但這一常態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極配合，也有以致之。換句話說，一方面衙門欺負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負，逆來順受，這樣子搭配，才完整構成這一欺負的作業，而令大官人私心竊喜、獲得快感。

如果被欺負的一方，挺身而鬥、據理力爭，不甘被欺負，而要跟衙門斤斤計較、糾纏不休，則衙門未必勝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償失。鬥爭到最後，衙門之頭可灰、大官人之臉可土，而吾濟"刁民"之一口鳥氣，亦可稍吐於萬一矣！我生平是深信這種鬥爭哲學的，我以做"刁民，為榮。每遇到衙門找麻煩，只要是於法有虧、於手續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煩找回去。問題是一定得找到機會才好動手，好在國民黨壞事做得多，機會是不愁沒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冊，可是國民黨查禁了九十六冊，查禁法令，種類滋彰，或根據"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或根據"出版法"、或根據"戒嚴法"、或根據"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不但弄得我們眼花鐐亂，連他們自己也眼花鐐亂，尤其在下級執行人員執行時，更是眼花鐐亂。就在這種眼花繚亂中，在幾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慣性"下，一個機會來了。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評論叢書"中《五十·五十·易》上下兩冊，其中下冊經警備總部以"淆亂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云云為由，予以扣押，井通令各級學校、警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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