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裡，丹妮和玉梅每天過河到廟裡去給老彭幫忙，晚上再返回她們的旅館。丹妮喜歡白天的工作、晚上的廣播、報上的戰爭訊息。戰時的新都一切事物似乎都教她興奮與忙碌，像任何一個自願或被迫離家的女人一樣，她必須有工作做，有某一種目標。

但是還有一些事情使她牽掛著舊日生活。老彭叫她到錢莊去拿信，他堅持博雅一定會來信，如果不寫給她，至少也會寫給他。所以她只好每天都到充福錢莊去。

“沒有信嗎？”第十天她問櫃檯說。

“沒有。”職員回答說。

“你肯定嗎？”

職員望著她蒼白的面龐與深黑的眼睛，再度認為她是無可理喻。“我何必騙你呢？假如你的朋友不寫信，我也有錯嗎？”他說。

丹妮很失望地走開了。

“你還愛他？”玉梅說。

“我愛他也恨他。”丹妮說。“但是我很想知道他如何為自己辯白。”

不過丹妮從事救難工作很快活。這是一種能使自己派上用場，卻不按時間或固定上班的工作。包括打打雜，替難民寫信，接受訊求，找醫生，到木器行訂幾張凳子，安撫新來的人，幫難民登報尋親，城內找人，或是有難民得到親友訊息，要去更遠的內陸時代為安排。有時候有大堆工作要忙，有時則無事可做。不忙的日子裡，他們三人就到火車站去看抵站的旅客和難民。

老彭照管的那一家子難民中，十二歲的兒子因風吹日曬而病倒了，發著高燒。老彭經過一番爭論後，才把他帶進自己的房間，丹妮出外買回一個小泥爐來燒水燉藥。這些都是新經驗，比她與博雅的約會更陌生。有時候她獨自坐在病童身旁，靜思默想，有如置身夢幻中。那個小孩名叫金福，她替他洗臉洗手的時候，他常用驚喜的眼神望著她。這種經驗對丹妮和鄉下小孩同樣陌生，她對他產生了一份愛，他也把自己家鄉和旅途的一切告訴她——並說他們是宣城的墨水製造商。當她看到他燒退了，覺得是她的第一次勝利。等他能下床的時候，她已不習慣說“有什麼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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