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憂患成疾，人們多願如孫文後來總結的“畢其功於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這個看來“曠日彌久”的辦法，總認為在國勢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憑教育救國，簡直是一件緩不濟急的事。戊戌維新時，王照勸康有為多立學堂，等風氣變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為答他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三十年後，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裡嘆氣道：“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孫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樣曲折艱難。他在當時的中國，雖位卑人輕，然而算得上是對中國積貧積弱現狀最有認識的人之一。他意識到，中國之進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國內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夠與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當蜚聲海內外的大翻譯家嚴復到倫敦逗留時，孫文正在北美，他風塵僕僕地趕到倫敦，勸說嚴復支援革命。嚴復表示：“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回答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1894年6月，孫文跟陸皓東到天津，投書給號稱“識時務”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希望李能變法自強。李鴻章對孫的改良主張沒有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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