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三十六年前（1962年）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後，自此訟性大發，打官司變成家常便飯，前後出庭幾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發人、或代理人，進出法院，自己幾無寧日，而敵人與法官更無寧日。三十六年來打的官司之多，已難畢數，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中華民國偽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來衙門欺負老百姓，本是常態。但這一常態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極配合，也有以致之。換句話說，一方面衙門欺負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負，逆來順受，這樣子搭配，才完整構成這一欺負的作業，而令大官人私心竊喜、獲得快感。如果被欺負的一方，挺身而鬥、據理力爭，不甘被欺負，而要跟衙門斤斤計較、糾纏不休，則衙門未必勝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償失。鬥爭到最後，衙門之頭可灰、大官人之臉可土，而吾儕“刁民”之一口鳥氣，亦可稍吐於萬一矣！我生平是深信這種鬥爭哲學的，我以做“刁民”為榮。每遇到衙門找麻煩，只要是於法有虧、於手續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煩找回去。問題是一定得找到機會才好動手，好在國民黨壞事做得多，機會是不愁沒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冊，可是國民黨查禁了九十六冊，查禁法令，種類滋彰，或根據“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報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或根據“出版法”、或根據“戒嚴法”、或根據“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不但弄得我們眼花繚亂，連他們自己也眼花繚亂，尤其在下級執行人員執行時，更是眼花繚亂。就在這種眼花繚亂中，在幾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慣性”下，一個機會來了。1985年4月25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評論叢書”中《五十·五十·易》上、下兩冊，其中下冊經警備總部以“淆亂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云云為由，予以扣押，並通令各級學校、警察機關等有關單位，清查報繳；但該叢書上冊，卻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級執行人員卻弄不清楚，索性見書就查，以致該叢書上冊，也難以倖免，一併由臺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據，滿載而歸。到了6月24日，我由龍雲翔律師代理，向臺北市政府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書”，告訴他們：“正因為貴衙門有關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強迫手段，違法扣押未經查禁之書籍，致使請求權人所發行該叢書上冊除被違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餘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陳列出售，妨害請求權人發行、出售之權利，損害請求權人可得預期之利益六千九百零一元（內含已扣押四十六本書價六千九百元及未扣押部分優待為一元）。”臺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損害賠償請求書”後，自知理虧，且知我來者不善，決定屈服。乃在1985年8月29日上午，在法規委員會召開協議，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遜代，另有新聞處趙鵬科長等，一共五位，與我達成“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協議記錄”，確定“本府部分執行人員誤扣上述叢書上冊屬實，本案本府有賠償責任”。8月29日，開出損害賠償國庫支票“六千九百零一元”，其中六千九百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現；一元部分就是優待的罰金，於是我領定了有史以來第一宗的此類國家賠償，大獲全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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