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裡，我接二連三地到殯儀館去。一些人相繼離世了，先是我的奶奶，這位活了九十歲的老太太，50年代做過我們這個城市的市長。四十年過後，這個城市知道她的人已經不多，但在她的遺體告別儀式上還是來了不少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認識，多是她從前的戰友、部下吧。遺體告別之前，他們輪番到休息室向我們家的人表示慰問。作為遺屬，我們家的人都流著淚——除我之外。我不是不想流淚，我奶奶生前是很疼我的。我有一隻和平鴿牌袖珍鬧鐘，就是我奶奶50年代末訪問蘇聯時專為我帶回的，儘管那時我還不識字，時間對我還不具備什麼意義。我之所以無法流淚，是因為我奶奶的長子——我父親流了太多的淚，一個將近七十歲的男人，就那麼當著眾多的熟人生人，咧著大嘴放肆地嚎哭，鼻涕眼淚以及他那因悲哀而扭曲的臉都使我感到難為情，也許是難過。後來《哀樂》響起來了，告別儀式開始了，我們站在靈堂一側，繼續接受慰問和握手。我以為我會在這個時刻流淚，但眼淚它還是下不來，因為我的精神一直不能集中。我盯著玻璃棺材裡我奶奶的遺容，發現她居然被化妝師給塗了兩個邊緣明顯的紅臉蛋兒。化妝師當然是好意，是想讓死者看上去和活著一樣。問題是我奶奶活著的時候從不這樣，她一生不用化妝品，絕想不到死後會被化妝師在臉上大做文章。她的紅臉蛋兒阻止了我的眼淚，《哀樂》也使我走神兒。因為這一曲舉國上下沿用至今的《哀樂》，本出自我奶奶的小叔子、我父親的二叔、也就是我的二爺爺之手。抗戰時期他在賀龍領導的西北戰鬥劇社當指導員兼作曲，他創作的小歌劇《新舊光景》在當時可說是膾炙人口，《哀樂》便是取材於其中的一段插曲。當然，它後來之所以能流行全國，想必是又經人作過了加工整理，才更加豐富和完整。但《哀樂》的主創者是我的二爺爺，這是個事實。這個事實逗弄得我在有《哀樂》的場合總是三心二意。不止一個人告訴我，《哀樂》的成功就在於它能使所有聽見它的人要哭，不管你眼前有沒有一個活生生的死人。於是我就想，正因為有了《哀樂》，人類才沒有了判斷眼淚真偽的可能。《哀樂》是要喚起人所有的悲傷細胞為之活躍的，我彷彿因為與其作者有親緣關係，才逃離了這種被喚起。我常在應該悲哀的時候刻意欣賞《哀樂》作為一首“經典”樂曲的成功之處，我還想起我那位創作了《哀樂》的長輩，當他去世前是怎樣叮囑家人千萬不要在他的遺體告別式上播放《哀樂》。他真是聰明，他願在死後還原成一個生活中的真人吧，那便用不著讓人拿他創作的《哀樂》再為他增添些戲劇性的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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