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健陀羅故地尋找到法顯和玄笑的足跡，我如此激動，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原因：這是我們歷險考察的長途中第一次在文化意義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經說過，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四種人，一是商人，二是軍人，三是僧人，四是詩人。

商人謀利，軍人從命，他們的遠行雖然也會帶來一些文化成果，但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企圖卻屬於遠行的僧人和詩人。

這四種人走路的遠近也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為中國曆代皇帝多數不喜歡萬里遠征。

那麼僧人與詩人呢？詩人，首先提叨仔些邊塞詩人，也包括像李白這樣腳頭特別散的大詩人，一生走的路倒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當真翻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這種願望，也沒有足夠的意志、毅力和體能。詩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麼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僧人就不一樣了。宗教理念給他們帶來了巨人的能量，他們中的優秀分子，更是不惜穿越生命絕境，去獲取精神上的經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現驚天地、泣鬼神的腳步。

於是，能走遠路的其實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確文化意圖的只有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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