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石的用意：

唐宋科考的《春秋》官本均沿用了漢儒的《春秋左傳》，但《左傳》受漢代“天人感應”的影響，突出災異論，即天災是上天對為政不當的警示——王安石變法期間，便多次遭到反對派借《春秋》之語，拿天災說事，攻訐變法，遂促使王安石堅定了將《春秋》剝出官學的決心。

從名可秀的立場而言，她認同王安石這一做法。曾經與蘇雲卿論及此事，道：“孔子修‘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樂》與為政無關，《易》更趨於道象數，而‘詩書禮’三經則為王荊公的《三經新義》詮釋研透，反對派難以駁議，相駁者唯《春秋》爾！”

她這話恰恰解釋了為何歷來反對王安石新學的儒者皆以《春秋》駁斥王安石的原因——

儒家講求濟世治天下，而《春秋》正是孔子所治六經中與政治關係最緊密的，大宋士大夫政治鬥爭的一大特點就是政治與學術相連，於是孔子手削的這部先聖經典，便成為司馬光的溫公學派、張載的關學、邵雍的洛學、二程的理學拿來駁刺王安石新學的筆槍武器。

“胡安國等奏立《春秋》只是表，他們真正想撼動的，是王荊公的新學。”名可秀在學術上反對一家獨大，但絕不容許程氏理學佔據大宋儒學的主流，雖說程學當前在朝廷派系尚是小枝，但也要防備它坐大過甚，尤其是對趙構的影響。

她眼底凝鋒，道：“胡安國、朱震、譙定三人都兼著皇帝經講，言傳身教之下，難免會讓皇帝耳濡目染，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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