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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南疆之前，我對自己人生沒有規劃，沒有目標，沒有特別想做的事情。

收復南疆回到京城，百姓的歡呼聲讓我覺得，人這一輩子渾渾噩噩地過會不會浪費了呢？

我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

跟著惜惜的腳步，我也做了很多事情，從工坊到雅君女學。

很多女子的遭遇都很可憐，而我有能力幫助她們，我想，這是意義之一。

之一，也就是說可以做之二之三。

不是我自己吹噓，我這個人本質還是比較嫉惡如仇的。

所以，在聽到有很多犯下殺人大罪的兇手，因為證據不足而無法入罪，逍遙法外的時候，我很生氣，我覺得殺人就該償命。

一開始，我並沒有採取什麼過激的行為，只是順著京兆府的思路繼續追查下去，得到的證據，我也會交給京兆府尹。

直到我遇到一個特殊的案子。

這是一個滅門慘案，有一名受害人沒死，被嚇瘋癲了，她指證兇手，但因為她已被診斷瘋癲，在公堂上的時候，還指認了京兆府尹為兇手，最後發瘋起來，更指認了旁人，就說好幾個人要害她。

這樣，本來被指證的那個人，就因為證據不足而獲釋了。

本來證據也是不充分的，只有受害人的證詞，沒有找到兇器，沒有別的證人，在受害人這一通胡亂指認之後，他就更是洗脫了嫌疑。

其實我知道這個案子的時候，也認為那嫌疑犯是被冤枉的，他文質彬彬，讀聖賢書的，周邊鄰居都誇讚他樂於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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