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來亨沒有第一時間殺掉左良玉，主要是節帥府的司法機關還沒有籌建起來。這之前，張皮綆把抓捕左良玉時村民族老們的做法，全部告訴給了李來亨，讓李來亨感到闖軍極有必要強化在地方上的行政資源和司法資源。

固然，營田新法的推行，大大增強了闖軍從地方獲取資源的汲取效率。可這更多隻是一種索取，闖軍並沒有在營田制的物質基礎上，組建一套完善的地方行政和司法機構來。

這樣的情況下，百姓得不到組織，民力只能被汲取，而不能被髮動——發動群眾，這四個字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那可就太難了。

特別是在明末，特別是對於闖軍，那就更困難了。

李來亨接觸不到幾十萬幾百萬的中小學畢業生，哪怕推行了這麼久的軍中掃盲班，闖軍裡能不能找出幾千個粗通文字之人，也還很難說。

哪怕是最早期的紅軍，在人才資源上也比自己豐沛了幾十上百倍啊。

夾袋無人，夾袋無人，幹部緊缺，幹部緊缺。

這是李來亨從一開始就頭疼到現在的問題，他要把地方上的百姓組織起來，就必須攤開架子，在營田制的基礎上，不僅是在每個府、每個州和每個縣，而且要在每個鄉、每個村都建立起完善的政權組織來。

說到底，僅僅靠一個營田制還遠遠不夠塑造出闖軍的政權來——孫可望可以做到，那是因為孫可望供奉起了永曆朝廷的神主牌位，借用了大明三百年積累下來的權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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