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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館裡對於文藝復興的解說是：“這是人們改變看待世界方式的時代。”

在中國人的歷史裡，“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實一直髮生著變化。“二十四史”向來被認為是確鑿記載、覆盤過去的“準繩”，但它們的標準，卻因時代的不同而不同。

《史記》裡，司馬遷記載了三皇五帝，記載了“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屈原，記載了“趙氏孤兒”的故事。在司馬遷的標準裡，他寫歷史，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窮一家之言”。所以在他的歷史裡，他問道，如果上天是公正的，為什麼伯夷叔齊這樣有德行又近乎嚴厲地要求自己的人，卻落得餓死首陽山的下場？

但司馬光，他不會這樣問。《資治通鑑》裡，沒有屈原，沒有李白杜甫，也沒有伯夷叔齊，他只關心那些“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的人與事。他的標準是，作為一個“社會人”，怎樣才算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史書”是歷史記載，更是史家最火熱明確又無保留的道德觀念。在我們放心地把他們的記載當做發生過的事實的時候，也照單全收了史家關於“善惡”“對錯”和“世界應該有的樣子”的標準。所以，文明史學家威爾·杜蘭特說，歷史大部分是猜測，剩下的是偏見。作為後來人，我們其實沒有選擇另一種視角的權利——材料與觀點早已血肉相連，我們看到的過去，永遠透過的是歷史學家的眼睛，我們甚至沒有權利去選擇景深、色調，到底特寫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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