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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皇帝、次輔、工黨、工部、松江府巡撫衙門、知府衙門、上海縣衙，一直希望能夠喚醒機械廠工匠們的力量，來對抗官廠自身臃腫、僵化，帶來的種種問題。

多次嘗試、想盡辦法組建工盟，也是基於這樣的期盼。

這種期盼，是希望驗證矛盾說中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這一對總矛盾，在矛盾激烈碰撞後，達到一種沖和的狀態，讓大明的官廠制度進一步的完善。

大明剛剛打完了入朝抗倭，將倭國打的潰不成軍，現在國內局勢一片安寧。

朱翊鈞甚至希望工匠們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聯合起來，倒逼制度的改良，比如為了爭取勞動時間的減少踞坐索契、比如為了爭取勞工權益自發罷工，比如在官廠連續虧損後，工匠們自發的佔廠經營。

不僅僅是民坊，甚至是官廠。

就像當初，江南奴變操戈索契和踞坐索契的事件中，朱翊鈞代表皇權，無條件站在了窮民苦力的一側，並且大力推動廢除賤奴籍制度。

就像馬三強案，馬三強不信任朝廷，自己報復，朱翊鈞甚至沒有判馬三強斬立決，而是給了二十五銀安家費，把他送往了南洋。

可是在上海機械廠經營過程中，始終無法喚醒這股力量，如此八年時間，終於來到了天塌地陷的時刻。

姚光啟、王謙，指揮使陳末等人，看著群情激奮的匠人們，即便是有大柵欄的阻攔，但匠人們依舊衝進了廠房內，希望能夠阻止機械廠的徹底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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