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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臺的長官林昔就不說了，早早被打上近臣的標籤，刑部尚書雖非後族一系，卻如陶葆儀一樣，在嚴慎看來，是個“冥頑不化”之徒，事實上他之前極盡遊說能事，仍不能爭取刑部尚書與他一同上諫，現下皇后當眾問此二人決議，又怎有奇蹟發生？

事態也確如嚴慎所料，另二位完全不贊同他的見解，並毫不諱言，偏向賀湛是被汙篾。

而那些有權以風聞劾事的言官，自然也拿不出實據證明賀湛叛國，這原本就是毀謗，又怎有任何實據？

但大周近五十年來的朝堂，可從未強調過證據，尤其對於叛國、謀逆等大罪，天子一直堅持寧錯三千不放一例的“法則”，甚至英宗帝時，謀逆之罪更是成為君帝名正言順處死“叛臣”的手段，因為這根本不需罪證確鑿，只要天子覺得臣公可能謀逆，那麼就該當處死。

不過正如十一娘當初不能為賀湛的“貪賄”罪名辯護，嚴慎也同樣不敢悍然主張謀逆不用罪證，因為這無疑是將所有士大夫的生死，送呈執政者任意決斷。

嚴慎作為士大夫其中一員，又怎敢損毀“集體利益”？

說到底，皇后主張按實證判罪，對於絕大多數官員而言，其實是增加了保障。

如馮繼崢等等，為何敢於暗中挑釁皇權？其實也是看準了包括韋太后在內的執政人，雖有生殺予奪大權，但仍注重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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