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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伊斯蘭堡，夜宿Ma

iott旅館

在塔克西拉（Taxila）犍陀羅的故地尋找到法顯和玄奘的足跡，我之所以如此激動，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原因：這是我們的考察旅行第一次在文化意義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經說過，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四種人，一是商人，二是軍人，三是僧人，四是詩人。

商人謀利，軍人從命，他們的遠行雖然也會帶來文化成果，但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企圖卻屬於遠行的僧人和詩人。

這四種人走路的遠近也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為中國曆代皇帝雖然也自命不凡，卻很少像希臘、埃及、巴比倫、波斯的君主那樣長距離地去侵略別人。成吉思汗西進的路線很長，但他的王朝那時還沒有統治中國。與一些文明古國相比，中國確實是最“安分守己”的國度，我認為這也是中華文明能夠碩果僅存、長久延續的原因之一，以後有機會再慢慢細說。

那麼僧人與詩人呢？詩人，首先是那些邊塞詩人，也包括像李白這樣腳頭特別散的大詩人，一生走的路倒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當真翻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這種願望，也沒有足夠的意志、毅力和體能。好詩人都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麼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和危難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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