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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是一位性情剛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來的“慈母”、“三春暉”，再文雅點的說“萱堂”、“令慈”這樣的尊仰不怎麼聯絡得上。她有時也“手中線”為我補帽子，縫衣褲上掛破了的三角破綻，“繚”被腳趾頂透了的鞋，然而這印象不深，每逢憶及，她常常沒有握針，而是擦槍——一堆的槍機零件擺在桌子上，各種顏色油汙了的破布條、棉紗，還有“雞（機）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裡喀喳組合著“對”起來，魔術般地又復原了：一杆閃著暗幽幽烤藍的“雙筆簫”手槍又握在手中——她是與新中國共同誕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是縣公安局的偵查股長。1949年已成為陝縣的公安局副局長了。除了打槍，她還騎馬，過黃河進伏牛山，都是騎馬走的。能打槍、騎馬，母親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門盼子燈下走針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兒子。因為我的淘氣調皮永遠長不大；因為我逃學不肯受調教；因為我諸門功課成績的“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歸竅——拖著拉著……夾著我殺豬樣的尖聲號哭，毫不留情地拳打腳踢。當然，捱打的部位永遠是隻有一處，屁股……打過就忘了，以至於我永遠都以為，打屁股肯定補腦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媽媽。記得第一次捱打，是一個秋天。公安局的院子裡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樹，幾個農民裝束的人在樹上摘梨，手裡提著很長的麻袋，摘下就裝進袋裡。我當時四歲吧？就站在樹下，偶爾有落下的梨就撿起來，飛快送進屋裡塞進抽屜。如此往返，竟撿了多半抽屜磕爛了的梨。半夜時分，母親開會回來，我（其實一直熬著瞌睡在等她）從床上一躍而起拉開了抽屜，說：“媽！我撿的，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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