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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商人不敢走私出關，皇帝下了嚴令，北方關口只開兩個，一個是宣府的上方堡，另一個就是大同的殺胡口。

任何從其他關口出關的商人都被視為走私行為，商人抓住之後直接殺頭抄家，私放商人出關的邊軍同樣殺無赦。

朱瞻基知道法令再嚴也在於執行，執行法令的是人，除了嚴刑峻法之外，更應該做的是讓邊軍吃飽穿暖，指望一支連飯都吃不飽的軍隊忠誠，憑什麼？

只有軍隊過上了好日子，他們才會在意觸犯法令的成本，因為無論什麼時候都有風險與收益的比較，風險大於收益，人們鋌而走險的思想就會減少，相反的收益大於風險，人人都會鋌而走險。

大明從建文時代開始腐敗就已經越來越嚴重，到了永樂時代朱老四得位不正，自然不敢跟他老爹那般痛下殺手反腐，到了永樂後期，腐敗已經明碼標價化，冰敬碳敬什麼級別的官員送多少都有成例，這種收入已經成為京官俸祿之外的一項重要收入。

地方官孝敬京官的冰敬碳敬自然是不會從自己的腰包裡掏，這些錢有經過加碼分攤到了百姓身上，大明的百姓從來不怕正賦，正賦有數，就算胥吏淋斛踢鬥，剋扣斤兩，依然不會多出多少。

可是這些雜項攤派就成了百姓脖子上的一道絞索，官府攤派下來，胥吏到鄉下聯合士紳執行，他們對付百姓的手段簡單粗暴，一句這是皇帝要收的稅，百姓就沒有辦法，再大能大得過皇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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