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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宋君臣來說，宣和七年是個極其屈辱的年份。

這一年，朝廷迫於大同帝國的兵威，放棄了立國後就一直沒變的都城東京開封城，遷至臨安以避敵鋒芒。

而敵人卻沒有就此收手，反而步步緊逼，不斷製造事端，卻又不真開打，而是以這種大戰隨時來臨的壓抑氛圍一再摧殘大宋君臣脆弱的神經。

所謂物極必反，當孔氏敗類孔端操公然背反朝廷，又欲獻媚正乾皇帝而撰文《孔子改制考》後，壓抑了一整年計程車大夫們終於爆發了。

從聲討孔端操的無恥行徑為天下誡，到攻擊異端曲解聖教教旨枉稱儒，再到對映扶持異端的大同帝國不尊聖人必會敗亡。

士大夫們在自己熟悉的戰場上恣意縱橫，因維護聖教純潔的崇高使命感而陷入亢奮狀態，似乎如此便能戰勝不可一世的大同帝國一般。

而大同朝廷彷彿自知淺薄，悶頭整治剛剛入手的襲慶府，一直沒有正面應戰。

如此一來，又讓初戰告捷計程車大夫們更加興奮。

尤其是仙源縣孔府“狗血案”的傳言流進大宋後，正派人士更是彈冠相慶，並行文記述此事，以此證明辱沒聖教者縱使躲到敵國，也會受到應有的懲罰。

至於這些詩詞文章流傳後世，會不會損害聖人的名聲，則完全不用考慮。

孔子是儒家的聖人，只有真儒才有資格祭祀聖人，淪為異端走狗的孔端操雖然姓孔，卻與聖人沒有半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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