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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五代的趙宋基本盤在中原和關中地區，北伐燕雲失敗，兼夏人立國後的持續戰爭，使得失去山川之險離邊境過近的核心地帶常年受到夏、遼兩國嚴重威脅。

為此，趙宋不得不在西、北兩面常年駐守重兵，甚至不惜改黃河之流向，也要以水阻敵。

屯兵是要耗費錢糧的，而且需要巨量的錢糧。

攫欝攫。傳統的中原和關中產糧重地卻因為禦敵的需要，大量修建堰塘、烽堡等設施，加上水土流失，黃河氾濫等原因，農業基礎持續衰退，根本不能滿足屯兵所需。

如此一來，這些錢糧就只能來自江南、蜀地等大宋立國後的“新徵服地區”。

百餘年以來，趙宋不斷在江南地區吸血，國家的重心卻始終在西、北兩面，由此積累了深重的社會矛盾。

趙宋自仁宗朝就開始的“黨爭”，其實根本就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黨”，自始至終都是利益之爭。

表面是“新黨”與“舊黨”之爭，深層次卻是“南黨”與“北黨”對朝政話語權的爭奪。

一方面是透過黨爭勝利，江南各地出身計程車子佔據了朝堂越來越多的位置；另一方面則是壓榨江南以補西、北的基本國策百餘年未變，且愈來愈烈。

面對這種矛盾，江南的地主士紳階層越來越不滿足現狀，要麼爭取賦稅上削減，要麼進一步增加朝堂話語權。

或者，二者兼得。

因此，以“申天討，誅朱勔”為旗幟，旨在實現江南獨立的方臘叛亂行動，並未遭到兩浙路地主階層的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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