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各大衙門裡處理文書，訴訟的普通小民，不再屬於官僚系統。

明成祖時期，朝廷規定‘吏’不能當御史，不準參加科考，斷絕‘吏’的仕途。久而久之，‘官’和‘吏’明確區分。‘官’被人人仰慕，‘吏’被人看不起。只有科考無望的落第秀才或身份卑賤者才去做‘吏’。”

說到這裡，他的表情有一絲凝重：“保康姑且認為，這是當官的‘門檻’進一步提高，官員的圈子進一步收縮。這並不是怎麼好的事情，這代表階級的固化，也是老化。”

“科舉派官員們再無‘對手’，積極開始黨派內鬥。更認為‘吏’的地位極其低下，再也不能對他們造成威脅，一心只讀聖賢書，不過問事務，也不會處理事務，凡事都有門下小吏打理。

小吏們被這般打壓，自是心懷不滿，自是要變相攬權。”

各個地方衙門的小吏們，透過高高在上的官員們的手，影響國家大事。

老百姓說：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裡，銓選則可疾可遲，處分則可輕可重，財賦則可侵可化，典禮則可舉可廢，人命則可出可入，訟獄則可大可小，工程則可增可減……這就是莫大的諷刺。

而這卻是糊塗官員坐鎮衙門的日常行為模式。周培公出身胥吏中的紹興師爺集團，保康曾經有所瞭解，紹興師爺抱團幾乎成為大清官場的“五分天下有其一”，這就是官場文化畸形發展的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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