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在仁多瀚得知政變部分事實的兩天後，大宋陝西路安撫使石越的公案上，就擺上了一份有關西夏政變詳情的情報，這份情報同時以金字牌遞發樞密院乃至御前，以宋朝的驛傳體系，可以保證最多四五日之後，這份情報能夠擺在大宋皇帝的御案之上。因為熙寧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是己丑日，所以宋朝的這份情報稱當日西夏發生的政變為“己丑之變”。到了二月底，京兆府的《秦報》不知道透過何種渠道得知西夏政變的訊息，衛棠親筆撰文，頭版頭條冠以“己丑政變”之名，各大報紛紛轉載，襲用此名，從此無論宋遼夏，不分官民，都稱西夏之政變為“己丑政變”。

當然，怎麼樣稱呼西夏發生的事情，只是無關緊要的小花絮。

宋朝的兩個敵國都不安穩，但是一個讓汴京的君臣們高興，一個卻讓汴京的君臣們擔憂。在西夏，大宋看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在遼國，耶律浚卻勢如破竹——這位大遼的皇帝是如此得到民眾與兵士的擁戴，他大軍所到之處，百姓殺掉守吏，士兵殺掉將領，紛紛投降反戈，即使得到宋朝“民間的走私”相助，楊遵勖也毫無作為可言，只是被嚇得躲在大同府的高城之下，苟延殘喘。

耶律浚將大同圍了裡外三匝，楊遵勖的傾覆，指日可待。

遼主的勝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剛剛辦完曹太后喪禮的趙頊與他的臣子們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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