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府臺所言。”豐稷憤慨的說道，“朝廷之法，家產值二百貫可充衙前。於是州縣差人，若百姓家中，雞、犬、箕、帚、鋤，只須值得一文錢，便要計算入內，又虛報浮增，只待算滿家產達到二百貫，便定差為衙前。入衙門後，上下欺壓，各種費用，便花去百貫。最苦者是押送綱運至京或者其他州縣，僱傭腳力、關津捐納所動用之錢物，一次至少三五百貫，大都要衙前自己掏錢墊付。萬一失落，更要賠償。又或者一人為衙前，本已充作場務，官府又要他去押綱運，只得讓家人來權管場務，自己去押送，而官府或又有差遣，於是一人為衙前，全家要服役。本家之農務，反倒荒廢。而若以家人管場務，未免生疏，若有失落官物，又須賠償……如此全家破敗，棄賣田業，父子離散，淪為乞丐者，比比皆是。現今京兆府內的乞丐，十之八九，誰不曾做過衙前？！”

石越倒料不到豐稷頗知民間疾苦，他卻不知道，百姓這般慘狀，此前宋之大臣，多有奏摺論及，大宋朝凡是關心時務之官員，大多讀過。反倒是石越自己沒有時間去讀宋朝歷代大臣的奏章。

豐稷越說越是憤懣，又道：“帥臺可知弓手之苦乎？”他不待石越回答，便即說道：“弓手之苦，在於役期過久，甚至是漫無時限。一朝為弓手，終身為弓手，竟有四五十年為弓手者！此害亦不遜於衙前。衙前、弓手、里正，惟里正為催賦稅，略有微利，然若地方有豪強拒不納租，則不免又有賠墊之苦！本朝百姓受困於役法者，或者寄田於豪門虛報逃亡，以避役法；或者故意浪費不敢勤勞增產；或者為減低戶等，親族分居；更為甚者，有為成為單丁，而寧可孀母改嫁，或者父親自縊以救兒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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