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的確為大唐的繁榮打了基礎。所謂為王前驅，便指今日之事。如今國庫每年的收入，雖然也有一億貫、石、匹，折算成銅錢，約合六千萬到七千萬貫，但是開銷用度驚人，儘管陛下即位以來財政好轉，但每年能夠節餘的錢，也不足六百萬貫。這些節餘，要防備邊境之用度，災害之發生。若按蘇轍、石越的建議，則所有節餘全部花掉尚且不足。若是一年，或者還可以勉強節約，但是整個計劃，短則五年，長則七十年甚至一百年，國庫如何承擔得起？如此，按例朝廷不得不增加稅收，然而百姓的負擔已經很重，如何可以再加稅？且修路開河，是強徵勞役？還是僱工進行？強徵勞役，則有官逼民反之虞，陳勝吳廣之事，指日可待！若是僱工進行，則國庫又從哪裡去找出末這筆錢？朝廷處處要用錢，臣以為這等事情，不如留待後世去做。”司馬光的分析，讓趙頊深以為然。

“臣以為並非如此。譬如第一年投入八百萬貫，其中三百萬貫的民屯費用自然暫時看不到回報，但是卻也沒有白白花掉。而只是朝廷將來自百姓的三百萬貫費用，又還給了百姓。從長遠看來，這筆錢是肯定能收回的。其中更有一百五十萬貫，百姓將用力役的形式償還。而修路的五百萬貫，臣非常同意司馬大人的觀點，以為絕對不可以強徵民夫，而應當採用僱工的形式。如此，至少有十萬農夫從中獲益，如果我們控制好時間，整個工程只在農閒時進行的話，則無疑有許多的百姓增加了一筆額外的收入；而且，此外還有供給原料的許多工人，也會從中獲益。可以說，朝廷是用這種形式，將五百萬貫稅收還給了民間，而且還修葺了一條從汴京至廣州的官道。百姓們拿著掙到的這筆錢，又可以去生產，去購買，間接又可以提高朝廷的稅收，而官道的修萇，將節省許多的運輸開支，促進從廣州至汴京沿路的流通，於是不僅朝廷，包括百姓，也可以從中獲利……所以，臣以為，剋剝百姓自然會導致亡國，但是如果朝廷採用一種溫和而寬厚的方法來進行這個工程，則官民都將從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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